第四章 内外贸一体化的经济效应及市场运作机制
一、内外贸一体化的经济效应
内外贸一体化是以企业为主体的市场自发演进过程。这一过程符合事物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一般发展规律。
从我国产业结构、市场结构、贸易体系和经济增长机制的现状考察，内外贸一体化的经济效应，应该包含以下三个方面的核心内容：一是有助于加快基于比较优势的区域产业结构调整；二是有助于形成基于规模收益递增的产业结构和贸易格局；三是有助于实现基于产业结构调整特别是贸易结构调整的国内需求快速增长。
（一）基于比较优势的区域产业结构调整
对上述经济效应的分析，是建立在“需求—供给”理论框架之上的。在该理论框架中，尽管需求的规模和结构是由消费和投资的规模和结构决定的，但往往将“需求”作为分析的起点。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一切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 ，而一切物质资料的生产目的，都是为了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因此，需求是一切社会经济活动的根源，需求决定供给。
以商品流通和商品交换为基本内容的贸易活动，内含于需求决定的供给过程。正是在此意义上，可以认为内外贸一体化是由需求变化决定的供给变化过程。供给过程是由生产、流通和交换三个环节构成的，而每一个环节又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子过程。仅从供给过程考察，以流通和交换为内容的贸易活动，又是以生产环节为起点的，因为流通和交换的产品必须首先在生产过程中被制造出来，因此，生产又成了贸易的前提。由于生产的规模和结构是以分工和专业化为基础的，所以，贸易规模和贸易结构与分工和专业化的程度密切相关。
上述“需求—供给”分析框架与揭示分工与交换关系的所谓“斯密定理”（Adam．Smith theorem），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但是，亚当•斯密仿佛更加强调交换（实际上指市场需求规模）对分工（实际上指分工和专业化的程度及其利益）的决定作用。如果撇开需求意义上的交换涵义，仅就流通和交换意义上的贸易规模和贸易结构而言，它与分工和专业化之间是相互制约的关系。贸易规模的扩大和贸易结构多元化，将促进分工的深化和专业化程度的提高，反之，分工的深化和专业化程度的提高，也会推动贸易规模扩大和贸易结构多元化。从生产环节来看，分工和专业化以源于禀赋差异的既存比较优势为基础，而随着分工的深化和专业化程度的提高，既存比较优势会得到强化并可能动态转化。同时，既存比较优势及其动态变化又通过产业结构的形成、调整和升级体现出来。
产业结构的形成、调整和升级，不仅发生于各次产业之间，更重要的是发生于同次产业之内。在“大国模型”中，随着经济总量的不断快速增长和经济结构变化，区域产业集聚和产业结构趋同现象日趋明显。区域产业集聚有助于统一大市场的形成；而由收入水平、地理环境、自然垄断、行政垄断、政策壁垒等原因导致的产业结构趋同甚至雷同现象，可能导致严重的区域市场分割。
基于上述贸易规模及其结构、分工与专业化、比较优势、产业结构之间的内在联系，加快区域产业结构调整是内外贸一体化的经济效应之一。
（二）形成规模收益递增的产业结构和贸易格局
在“需求—供给”分析框架中，存在着规模收益递增的普遍规律。需求规模及其变化决定供给规模及其变化。一方面，随着经济不断增长，由消费和投资决定的需求总规模不断扩大，从而拉动供给规模相应增长，在这种既定经济结构下的总量增长过程中，存在规模收益递增。所以，经济总供求规模越大，递增规模收益越大。另一方面，在既定的总供求规模下，供求结构变动对规模收益产生重大影响。
假定需求规模和需求结构是既定的，仅仅考察供给结构的变化。由于供给过程包括生产、流通和交换过程，所以，生产、流通和交换的规模和结构，决定供给的规模和结构。供给规模和结构变动对规模收益的影响，正是通过生产、流通和交换的规模和结构变动对规模收益的影响体现出来的。因此，供给结构中的规模收益递增，可以分解为生产的规模收益递增与流通和交换（即贸易）的规模收益递增。生产的规模收益递增，表现为长期平均成本随着总产出增加而下降。长期平均成本下降的原因在于：生产规模扩大促进分工深化和专业化程度提高，进而使生产效率提高；较大的生产规模，分摊了生产的固定成本和研究与开发（R&D）投入；产出规模的扩大还可能改变生产要素投入的比例和结构（投入要素的技术构成），在不增加甚至降低要素投入成本的情况下提高效率。
流通和交换过程（贸易过程）中的规模收益递增，表现为长期平均交易成本 随总产出增加而下降。长期平均交易成本下降，主要源于贸易规模扩大使商品流通和交换的平均固定成本和边际可变成本下降。具体而言，厂商获取市场信息、促销、谈判等各种交易活动的边际成本和平均成本随着贸易规模扩大而下降。
规模收益与市场结构有关。不完全市场结构中的垄断厂商或垄断竞争厂商，采取各种策略，在产品和要素市场上谋求“市场势力”，尽可能扩大市场份额，通过扩大自身面临的产品市场需求规模和要素市场供给规模，以实现其生产和贸易过程中的递增规模收益。规模收益递增是经济发展的常态。但是，递增规模收益的实现过程是复杂的。由商品流通和商品交换组成的贸易活动，不仅构成从生产到最终消费（产品的价值实现）的必经中间环节，而且自身也存在递增的规模收益。因此，贸易（商品流通和商品交换）对递增规模收益的实现是至关重要的。
内外贸一体化首先扩大了总需求和总供给规模，有助于实现在经济结构既定条件下的总量意义上的规模收益递增。同时，内外贸一体化还扩大了流通和交换的规模并改善其结构，有助于贸易递增规模收益的实现。更为重要的是，内外贸一体化所导致的流通和交换规模的扩大及其结构优化，通过它在消费和投资需求与生产之间的双向传导机制，推动厂商的生产规模扩张并引致产业结构调整，从而有利于生产递增规模收益的实现。既然内外贸一体化是实现递增规模收益的重要途径和关键环节，而递增规模收益又根源于贸易结构和产业结构两个方面，那么，形成基于规模收益递增的产业结构和贸易格局，就应该是内外贸一体化的经济效应之一。
（三）通过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调整促进国内需求快速增长
经济总量增长到一定阶段，其增长的动力将依赖于经济结构调整。在“需求—供给”分析框架下，需求结构和供给结构及其相互作用形成经济结构。其中，需求结构是由投资结构和消费结构决定的；供给结构是由生产结构和贸易结构决定的。从长期来看，在供求关系中，供给是由“潜在需求”决定的。所谓“潜在需求”，是指在一定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人们为了其生存和发展而希望得到满足且应该满足的需要。从短期来看，由于受到现实经济条件的限制，这种“潜在需求”不能得到完全满足，所以，短期内供给是由“实际需求”决定的。所谓“实际需求”，是指在现实经济条件（主要是收入水平）下，人们能够获得满足的需求。从这个意义上讲，经济发展的过程，就是人们的“潜在需求”不断向“实际需求”转化的过程。
由此可见，“潜在需求”可以被认为是一个外生变量，因为它至少不完全由经济条件内生决定。也正是“潜在需求”的外生变量性质，才有“需求决定供给”的逻辑起点。如果用“实际需求”概念代替笼统的“需求”概念，那么，“需求—供给”框架将成为一个内生的自循环体系：实际需求的规模和结构，决定供给的规模和结构；供给的规模和结构可以分解为生产的规模和结构以及贸易（流通和交换）的规模和结构；而生产和贸易的规模和结构（产业结构）又决定了投资和收入分配的规模和结构；由于消费需求主要由收入分配的规模和结构决定，投资需求主要由投资的规模和结构决定，因此，投资和收入分配的规模和结构共同决定了实际需求的规模和结构。
在上述逻辑体系中，生产规模及其结构和贸易规模及其结构决定投资和收入分配的规模及其结构的原因在于：首先，投资是由生产和贸易的规模和结构决定的，因为投资是以既有的生产结构和贸易结构为基础的。简单再生产的投资是按照原有的产业结构（生产结构和贸易结构）和规模进行的投资；扩大再生产的投资也是在既有产业结构基础上的规模扩张。其次，收入分配问题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分配制度问题，既定的生产和贸易规模及其结构是收入分配规模和结构的基本决定因素。一方面，收入分配的总量是在生产和贸易过程中创造和实现的；另一方面，作为收入基本分配方式的初次分配，是在产业内进行的，并以既定产业结构为基础。另外，在产品价值实现的贸易过程中，生产过程中的一部分剩余产品转移到流通和交换领域，同时，贸易本身也创造一部分剩余产品，这种“转移”和“再创造”也对收入分配结构产生重大影响。
如果不考虑制度因素，产业规模和产业结构（生产的规模和结构以及贸易的规模和结构）决定了投资和收入分配的规模和结构，进而决定了实际需求的规模和结构。因此，实际需求的增长依赖于产业规模扩张和产业结构调整。而在规模扩张受到外部经济条件制约的情况下，产业结构调整就成为实际需求增长的主要源泉。由于产业结构是由生产结构和贸易结构及其相互作用构成的，而且（如前所述）在市场机制中，贸易的规模和结构制约着生产的规模和结构，所以，贸易结构调整就成了产业结构调整的关键环节。当以贸易结构调整为重要组成部分的产业结构调整，成为实际需求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时，作为贸易结构调整核心内容的内外贸一体化，就应当成为推进国内实际需求快速增长的重要因素。因此，实现基于产业结构调整特别是贸易结构调整的国内需求快速增长，必然成为内外贸一体化的经济效应之一。
二、内外贸一体化的市场运行机制
由于内外贸一体化是以企业为主体的市场自发演进过程，探讨内外贸一体化的市场运行机制，必须着重考察企业的行为。因为产业及其结构是企业集群化经济活动的组织形式，而市场及其结构是企业经济活动的成果以及实现其物质和价值转换的机制和规则，分析内外贸一体化，还要考察产业结构和市场结构的演进趋势。
（一）企业内外约束条件下的内外贸一体化
企业实施内外贸一体化战略，会导致其规模扩张和治理结构的相应调整。相对于产品市场而言， 在“需求一供给” 分析框架中，企业是供给主体，相对于要素市场而言，企业是需求主体。企业面临的产品市场需求容量和要素市场供给能力，共同构成企业的外部约束。内外贸一体化可以扩大产品市场需求容量和要素市场供给能力，从而放松企业的外部约束。所以，较大的企业规模意味着较大的市场规模。但是，产品市场或要素市场规模的扩大却并不一定意味着企业规模的扩大， 因为企业规模还受到企业内部约束条件的限制。
制约企业规模的内部约束有二：一是企业的预算约束；二是“成本一收益” 规则：边际成本= 边际收益(MR=MC)。就外部约束而言，企业在确定生产经营范围和规模时，总是要事先考虑产品的需求规模和投入要素的供给能力， 因为只有达到一定的生产经营规模，才能实现企业内部规模收益。如果内外贸一体化导致市场容量扩大并且有助于企业规模收益的实现， 在内在约束允许的条件下，企业就会选择这种一体化经营模式。
就内部约束而言，企业首先必须考虑预算约束问题。所谓预算约束，是指企业的生产经营规模受到可能用于初始投入和规模扩张的既有资源(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限制。企业必须拥有足够的资源存量，才可能进行规模扩张。企业在规模扩张过程中必须实现递增的规模收益， 以抵消由于规模扩张带来的成本递增，使其生产经营活动在接近于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最优状态下进行。在规模扩张的同时，企业会不断调整治理结构，尽可能减少由于规模扩张带来的内部管理成本和外部交易费用的相应增长。可见在内外约束条件下，不是所有企业都会选择内外贸一体化经营。只有具备一定资源存量和潜在递增规模收益，并能实现治理结构转换的企业，才会通过实施内外贸一体化战略来扩大市场容量。所以，企业实施内外贸一体化战略的一般模式是： 以潜在的外部产品市场需求容量和要素市场供给容量增加为前提，通过资源积累或资源集中，扩大生产规模，调整企业治理结构，实施内外贸一体化经营，提高市场份额，实现规模收益递增。
（二）基于产业链延伸与拓展的内外贸一体化
内外贸一体化的广度和深度依赖于产业结构的调整路径，从内外贸一体化与产业结构调整的关系来看，可以认为内外贸一体化的进程是产业结构不断调整、不断演进过程的必然伴生现象。在技术进步不断加快和国际国内分工不断深化的背景下，现代产业结构调整的路径和方式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技术进步导致交易成本和管理协调成本大幅度下降，使得产业内分工、企业内分工和产品内分工不断深化。以此为基础的产业结构调整，不再主要表现为不同产业间的产出规模和比例的变化，而主要是表现为产业链的内外纵向延伸和横向拓展。
产业链延伸和拓展的原因在于生产、流通和交换的环节增多和规模扩大， 这种延伸和拓展是依据要素禀赋条件、遵循比较优势原则的。它不仅是现代分工和专业化体系的产物，而且反而促进了产业内、企业内和产品内分工的深化和专业化水平的提高，并带来系列化的产业转移、产业集聚和产业关联效应。产业链的延伸和拓展存在两种形式，一种是内部化延展， 另一种是外部化延展。产业链的内部化延展是企业内部纵向的生产和交易环节增多，各个环节的幅度和规模扩大，是建立在企业内部的契约关系和行政组织体系之上的。产业链的外部化延展是以某种最终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为目的，是按照市场交易规则形成的不同企业间的生产、流通和交换纽带的纵向延伸和横向扩张。如果外部市场的边际交易成本下降，那么产业链的外部化延展趋势会加强；如果企业内部的边际管理成本下降，那么产业链的内部化延展趋势会加强。
产业链的内外延伸和拓展不是彼此独立的，而是相互连接、相互交叉的，产业链的外部化延展与内部化延展的均衡条件是：外部市场的边际交易成本等于企业内部的边际管理成本 。沿着各条产业链，按照价值增值最大化原则，各种投入要素、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以及各类相关生产经营活动不断流转，并引发持续的产业转移、产业集聚和产业关联效应。产业链向国内外双向延伸和拓展，不仅使其中的流通和交换(贸易)过程相应延伸，规模不断扩大，而且必然强化伴随产业链延展的内外贸一体化过程。因此，产业结构调整与内外贸一体化在本质上属于同一过程。
（三）依赖于市场一体化程度的内外贸一体化
虽然内外贸一体化是企业在内外约束条件下的自主抉择过程， 也在产业结构上表现为产业链的纵横延伸和内外拓展，但它还依赖于市场结构各个层次的一体化程度。对于单个企业而言，后者构成其内外贸一体化经营模式选择的严格的外生约束凹。可以将市场结构分解为三个层级：以禀赋和比较优势为基础的要素供给市场； 以企业为主体、以产业链和产业网络为载体的要素需求市场和产品供给市场；以收入结构和消费偏好为基础的产品需求市场。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上述第二个市场层次有其特殊性，其间存在一个以资本品(包括中间投人品)的生产与销售为主要内容的供求自循环体系。
内外贸一体化必然要求上述市场结构的三个层次都要达到较高的一体化程度，要素自由流动是企业能够获取相对较低成本投入要素的前提。从市场角度考察，只有在要素自由流动的条件下，才能依据要素稀缺程度优化要素组合，提高要素配置效率。实现要素自由流动必须打破两种类型的要素市场分割，一类是国内外要素市场分割，另一类是国内区域要素市场分割。另外，还要实现产品自由流动(无论是中间产品还是最终产品)。如果不考虑其他因素，在具有相同或相似收入水平和消费偏好的细分市场，同种或同类产品应该是自由流动的。但是， 由于运输距离、非对称信息、行政垄断等因素导致的不同交易费用， 总是使现实的细分市场被彼此分割。
要素自由流动和产品自由流动是要素市场一体化和产品市场一体化的内在要求，正是这种“结构”意义上的市场一体化，放松了企业在要素获取和产品实现两个“规模” 意义上的外生约束。在以资本品的生产和销售为主要内容的生产体系内部的自循环过程中 ，市场一体化不仅仅表现为一般意义上的外部市场要素和产品的自由流动，更表现为资本品和中间投入品沿着产品的迂回生产过程，在企业内和企业间的产业链或价值链上，实现纵向一体化与横向一体化流转。这种流转往往在企业外部市场和企业内部“市场” 上同时进行，而这种流转也是沿着“价值增值最大化”、“交易成本最小化” 和“规模收益递增” 的路径进行的。
最具内外贸一体化特征的要素流动和产品流转，在跨国公司的投资、生产和营销活动中集中体现出来。跨国公司在全球配置资源，因而它面临的要素市场是一体化的。跨国公司为世界市场生产和销售产品，并建立复杂的全球迂回生产体系和多维营销网络，因而它面临的产品市场也是一体化的。无论是海外的跨国公司还是中国的跨国公司，都具有这种显著特征。跨国公司的全球一体化经营模式，也必然遵循“价值增值最大化”、“交易成本最小化” 和“规模收益递增” 的原则。
值得注意的是， “国别市场一体化” 相对于“国际市场一体化”，对于跨国公司的全球一体化生产和经营更具战略意义。国别市场对于跨国公司的生产和销售而言，属于细分市场，而这些不同的细分市场，在要素成本、交易费用、收入结构、消费偏好、制度环境等方面是各不相同的，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同质国际市场”。在各个国别细分市场上，在上述“利益最大化原则” 支配下，跨国公司必然采取差别产品策略和差别价格策略。如果更具现实意义的国别细分市场的一体化程度越高，则跨国公司在该市场中的交易费用就越低，递增规模收就益越大。国内(区域)市场一体化对于非跨国企业实现内外贸一体化同样至关重要，虽然只有占据静态和动态比较优势或禀赋优势的企业，才可能实现内外贸一体化发展的目标，但这不是充分条件。比较优势或禀赋优势的发挥必须有足够规模的需求市场才能实现，而国内足够规模的市场需求，为企业提供了早期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国内(区域)市场一体化将会扩大市场供求规模，提高企业的交易效率，降低交易费用，增加规模收益，并为企业的对外扩张奠定基础。由于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一体化(特别是国内区域市场一体化)，是企业发挥比较优势，实现价值增值最大化、交易成本最小化和获取递增规模收益的前提，所以市场一体化的程度就决定着内外贸一体化的程度。
节选自：主报告《扩大内需背景下的中国内外贸一体化与流通渠道建设》
发表评论 取消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