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提出的背景以及现代流通体系建设的关系,已经有不少专题研究 。这里重点从工业化进程视角,再谈一下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提出的深层背景,从而有利于跳出多年来对流通体系建设的惯性思维,从战略意义上进一步理解现阶段大力推进现代流通体系建设的特殊性和必要性,也更有利于清晰地明确双循环新格局的本质及核心,从而为广州在新时代构建现代流通体系提供更多的新视角。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无论商品、服务、生产资源,还是技术、资金、知识产权等,它们的循环一定是与流通有关。它们的循环是否畅通、效率高低、规模大小等,也直接与流通能力和水平有关。经济循环的安全性、稳定性,则一定与流通渠道和链条的可控性、连通性有关。总之,只要涉及到经济循环,则必须以流通体系为切入点,才能找到它的真正命脉和关键所在。在这方面,现代经济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基本的分析框架,这也是市场和产业分析的基本常识。

现代经济学原理表明,任何一个国家或区域,在工业化初中期,由于产品短短、生产不足和供不应求,全部经济活动一切以生产为中心,生产决定流通、交换、分配和消费,就成为当时政府决策的必然选择。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全国性的轰轰烈烈的工业革命、大规模的招商引资和原始积累、不断提升技术研发能力、遍地开花的工厂区建设等,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来进行的,各方面的政府决策、营商环境、科技教育等也都主要是为了发展生产来展开的。在这一时期,产品、产值、产量规模以及占有率,既是描述各地工业化水平和进程的指标,也最考核政府业绩的最主要指标。同时,这一时期对应的是我国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整个市场体系和流通体系处于发育初期,极不完善,分工分业也很落后,只能被动适应工业化进程的需要而探索性构建流通体系。

随着工业化进程进入到中后期,很快使大多数产业的生产能力进入相对饱和甚至局部过剩,“会生产,不会销售”成为普遍难题,库存积压和盲目生产并存,销售不畅与低价竞争并存,整个“供给侧”出现结构性困境,流通问题成为制约整个经济循环的最主要短板,否则,生产越多积压越多,浪费也就越严重,整个经济的发展质量就越低下,因此,这个阶段一切经济活动就要转变发展方式,从原来的“一切以生产为中心”转变为“一切为市场为中心”,实际上也就是转变为“由流通决定生产”。这时流通体系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开始发生根本性变化,发挥着先导性、基础性、支撑性作用。就是说,在新的发展阶段,整个活动经济,包括生产制造、科技研发、投资布局、产业选择、城市建设等,在一定程度上都要建立在现代流通体系基础上,这是一切投资和产业活动的基础。

现代流通体系是基于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且以各种新业态新模式为核心的流通系统,呈现出数字化、智能化、平台化、共享化、体验化、定制化、品牌化、连锁化、去中间化、移动支付、快递配送、商流与物流分离等趋势和方向,与高水平的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相匹配,高速发展的网络购物、在线支付、快递配送、跨境电商等是现代流通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简言之,现代流通体系是基于新技术、新基建、新消费而形成的由新批发、新零售、新物流、新展贸等构成的新型流通体系。

由于思维方式和经济决策及行为的惯性,或者各界对现代流通体系的认识普遍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偏差或误解,使得现实中的经济运行、产业导向和经济转型升级很少主动地“向流通导向”靠拢,甚至把流通体系建设目标导向的理解仍然停留在服务于生产的销售或便利居民生活消费的层面,深深地受传统的“生产决定流通”的旧观念约束,这样,与此相关的各类问题大量积压,由量变到质变,逐步演变成“旧格局”与“新格局”的冲突。尽管中央先后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供给侧结构改革以及推进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等一系列重大战略决策,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有了一定的雏形,但从各地各行各业的实际情形看,相当一部分人没有注意到这些重大战略与现代流通体系的关系,没有理解“流通导向”的新发展格局内核,从而没有精准地把握住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根本和灵魂。

正是在此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及时提出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并在2020 年9 月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明确指出,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把建设现代流通体系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来抓。如果说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提出,是对改革开放以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一系列重大战略的延伸和升化,是对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具体战略安排,那么现代流通体系建设则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核心和基石,是决定着新发展格局能否最终形成的基本力量。

因此,研究和理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必须要重新学习现代流通知识,形成现代流通思维,真正理解现代流通体系。现代流通体系对于各级政府、企业以及学界来说,都是一个既熟悉但又十分陌生的领域。之所以熟悉,是因为传统计划经济一直强调生产与流通;之所以陌生,是因为大多数政府和企业界人士都缺少系统的市场、贸易、物流、商务、电商等专业知识,缺少流通思维和关于渠道、业态、商圈、定价等流通领域基本概念的逻辑架构,从而无法真正理解现代流通与制造、消费、科技等领域的内在关系。从现实情形看,尽管习总书记强调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把现代流通体系建设当成战略任务来抓,但从各地进行政策解读和出台相关措施时,即少见真正把它上升到“战略任务”的层面来设计,还是从一般性的传统商贸流通政策来理解,虽然也从交通、物流、消费、技术、供应链等角度提及,但并未真正涉及到各地经济发展战略、总体产业体系等战略层面,出现一种“高高地举起,轻轻地放下”的尴尬现象,最终现代流通体系这个“战略任务”体现得并不充分,在一定程度上仍未真正上升到战略层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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