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部崛起事关中国经济发展全局，加快中部经济转型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然战略选择，意义重大。目前，关于中部经济的转型模式如服务发展模式、梯度发展模式和赶超发展模式都存在着理论和现实的不足，流通价值的创造将成为中部经济转型的一个突破口。基于中部经济发展的现实状况和等产业曲线模型说明，现阶段中部地区经济的发展朝着提升流通能力的产业端延伸要优于技术能力。因此，要抓住转型的关键环节，从流通产业政策、流通产业结构、流通空间协作和流通从业人员的素质等四个方面加大扶持力度，以保障流通价值的实现，促进中部经济转型的顺利进行。
关键词：中部经济；转型；流通价值；等产业曲线；政策选择
一、引言
从我国1978年的改革开放开始，我国区域经济的发展经历了几次重大的战略布局，从优先发展沿海地区、到西部大开发，再到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这些战略举措统筹了区域经济，为推动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而随着200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部崛起”的提出，中部地区经济的发展也成为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中的又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经过七年的发展，中部地区凭借其承东启西、连南贯北的地理位置，丰富的自然文化和旅游资源，较高的产业承载能力等，在2011年首季度，共计实现GDP总值20059．2亿元，占全国首季GDP总量（96311亿元）的20.8% 。总体说来，中部地区基础产业优势显现，加工业发展势头强劲，社会发展水平和智力支持能力不断增强。但也应看到与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唐等地区相比，中部地区的崛起仍面临着诸多的理论和现实问题。比如，中国地区应如何进一步正确把握在区域经济中的产业地位，如何实现产业经济从低附加值的原材料、能源供给、基础加工业向具有更高附加值的产业链下游延伸，如何盘活资源，使产品价值在本地区实现最大化等。这些问题的解决根本上说是经济结构的调整。经济结构的调整，需要改变以能源原材料为主导的产业结构、大力找到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经济发展模式迫切需要全面转型。中部地区经济的转型绝不仅仅停留在自身地区经济增长，而应成为撬动中国经济均衡发展的一个支点，这正是流通业发挥功能的有效时机。此外，根据产业发展的一般规律，流通服务业从发达地区向不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是大势所趋（王先庆、王晓春，2009）[1]。中部地区应该抓住这一机遇，积极推动流通业的发展。
那么，在中部经济转型过程中，如何看待流通业的价值创造，怎样实现其对中部经济的带动作用，以及怎样根据新时期的特点和要求，研究加快中部地区流通业的政策措施，这些都将对中部经济的发展起着很好的拉动和引导作用。
二、中部经济转型模式的批判性思考
现在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区域工作的加强，在新的历史时期，中部地区经济转型面临着不断变化着的新环境，如全球化的迅速推进，知识经济的兴起与发展，西部大开发的进行，东部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等等，其区位优势也在不断被发展着的现代信息技术所减弱。为此，中部地区应认清其“区位优势”、“比较优势”等使用条件及局限性，科学地认识自己在整个宏观区域格局中所处的位置，创新发展方式。在中部地区经济发展方式上，目前主要有三种不同的观点：服务发展模式、梯度发展模式和赶超发展模式。这些发展模式都有其一定的理论局限性（详见表1）。
表1 中部经济转型模式的理论依据及缺陷
考虑到中部经济的地区特性，以上三种模式的实施也存在的现实局限。首先，服务型发展模式要求建设中部地区成为东部地区的原材料产地和商品销售市场，使中部地区始终处于从属地位，这显然不符合我国区域分工的基本原则。其次，梯度发展模式在中部地区目前的发展状况下，也是不现实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只能向要素赋高的方向流动，不可能每个地区都成为经济中心。而且，由于经济中心本身所具有的排他性，中心地区发展也并不一定能带动边远地区的发展。最后，以东部发达地区为目标的赶超发展模式在现今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经济技术交流进入信息化的条件下，其可行性也并不高。赶超发展模式的前提立足于产业更新换代和新技术革命潮流的基础上，这为赶超发展提供了机会，但是中部经济基础和智力支持没有达到一定的水平是无法占领新产业核心技术制高点，从而实现经济飞跃，如果即使是存在技术的突破，没有相关的产业支持，那也会最终被梯度效应化，被足以支撑起产业应用化的地方所吸收。
那么，中部经济转型应实现怎么样的发展模式？尽管服务型、梯度型还是赶超型都存在着制约因素，但它们的共同点都是在强调用技术的力量来优化提升制造业，从而实现中部经济的发展，对经济转型提出了可以借鉴的路径，在局部条件成熟的地方可以实施。然而在整个中部地区经济转型上，应当转变原有的思维模式，在战略层面上从技术价值创造转向流通价值创造。
资源型价值创造依赖于本地特有的煤炭、矿产等资源，从事基础加工，为东南部发达的加工制造业提供能源与初级品，而具有高附加值的最终制成品的价值被东部地区发达的贸易市场所获得。如广东佛山的乐从家具交易市场，发展至今，已形成了延绵十余里，经营商铺面积达200多万平方米，容纳海内外3000多家经销商户，展示各式家具2万多种的宏大市场交易规模。每天进出乐从运送家具的车辆达2万多台次，每日前来参观、购物的顾客逾3万多人，销售量居全国家具市场之冠 。因此，乐从家具交易市场具有很强的商业吸引力，引来大量客商投资，如顺联世纪家私城，东恒国际家具城、南华国际家具汇展中心、广隆家具城、钜隆家具城、大新家具城和金名床垫批发市场等，而且带动了相关产业的集聚，如家具涂料、木工机械、家具小五金等完善的家具配套产业，使乐从成为家具及家具生产原材料或其配套产业的重要交易和集散地。乐从的发展并非依托其独特的林木等自然资源，相反它的发展是商品流通的完善功能带来的。家具所需木料很多来自中部地区，如中国中部地区常见树种香椿树是高级家具、箱盒和室内装饰的上等材料，被称为“中国桃心花木”。而产地的木材资源没有得到深加工，没有形成一定的交易市场，导致价值外流。
再如湖南常德市淡水珍珠产量占全世界总产量的四分之一，珍珠在装饰品和医药美容等方面的工业前景十分广阔，而德州市出产的珍珠被当作初级原材料运到千里之外的东南部沿海地区加工升值，高额附加价值没有留在本地，资源的全部价值没有充分挖掘出来。这些现象表面上是加工技术行业的落后，但更深层的是流通业滞后，没有形成相关的批发交易市场，没有实现市场交易的集聚带动作用 。相关的深加工制造业往往在市场最发达的地方，因为市场体系的完善、流通业大发展，进一步推动了制造技术的提升，实现了产业的协同发展。因此，中部地区所提倡的要利用资源优势、大力发展原材料精深加工、发展先进的制造业等等措施，需要流通产业的发展来带动。
三、流通价值创造带动中部经济转型的经济学理解
中部经济转型路径要依托流通业的发展是产业发展的一种趋势。在电子、通信、计算机等信息技术的不断创新和发展过程中，经济布局与发展逐渐形成模块化，并成为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革命性力量。模块化战略正从本质上改变着现存产业和产业结构，重塑着社会经济的微观基础和基本结构，以至于当今产业己经进入模块化设计、模块化生产、模块化消费的模块化大发展时期(Baldwin & Clark，1997)[2]。而模块化演变，使得流通产业的带动效应和价值创造效应得到很好的证实。模块化带来产业结构 “微笑曲线”化，即是在整个产业链中，产业链利润呈现一个“V”字形，处于上游的研发、设计和下游的销售、服务企业，其创造的附加值是比较高的。 而作为劳动密集型的中间制造和装配等环节，不但技术含量低、利润空间小，而且市场竞争激烈，容易被成本更低的同行所替代。因此。成为整个价值链条中最不赚钱的部分。从微笑曲线中我们可以看到技术、流通对于提升产品附加值的重要意义。“微笑曲线”这一现象在我国中部和东部的区域经济对比上也存在类似现象，具体如图1所示。
图1 我国中部地区和东部地区产业链的“微笑曲线”
在价值增值链的“微笑曲线”上，由生产制造环节向研发和营销环节的转移是增值能力和分工地位提升的显著标志。在中部和东部的分工链条中，从技术研发、产品研发、工艺设计、组装生产，到终端的物流配送，东部地区整体处于原材料供应、能源供给等零部件配套等中低端环节，附加值不高，仍然处于劳动密集型的生产环节，居于产业价值链的低端。
因此，要想提高地区经济的附加值，实现产业的升级转型，必须努力向产业链两端延伸，即技术研发环节和流通环节。那么对于中部地区来说应具体如何来实现向产业链两端的延伸？技术研发环节与流通环节二者兼顾？还是根据地区状况进行区别对待。
为了更好得说明这些问题，考虑到涉及的变量主要是技术环节和流通环节两个因素。本文引入Gereffi（2001）和联合国工发组织（2002）描述的产业转型升级路径理论框架，即产业升级包括流通能力升级和技术能力升级两种方式[3]。这里的流通能力是指产业价值链中包括品牌创立、渠道建设、供应链一体化等一系列流通活动所体现出的能力。流通价值创造能力涉及营销网络的构建、广告策划、品牌的运作和维护、销售以及售后服务等能力。技术能力指的是产业价值链通过技术进步提高生产效率、提高产品科技含量、适应市场需求的能力。然后，利用等产业水平曲线来进行流通能力升级与技术能力升级对产业升级的效果对比。等产业水平曲线是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达到同产业水平的两种能力要素的升级量的各种不同组合轨迹。在这条曲线上的各点代表升级要素的各种组合比例，同曲线上每一种组合比例所能促发的产业水平都是相等的(如图2所示)。
中部经济要寻求产业链延伸的环节，要先确定其能力要素组合的现状点。第一，从中部地区第一产业发展角度来看，中部农村产业水平较低，结构不合理，农业的第二、三产业发展缓慢。中部农产品产量大，深加工系列产品少，农产品的生产、加工、运输与销售之间未能形成互相促进、共同发展的有效联结，造成中部的农产品加工转化增值率低，整体市场竞争力弱。第二，从中部工业化进程来看，中部地区走的是一条片面发展工业尤其是片面发展重工业的道路。这种道路虽然利用了其资源的优势，使制造业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忽视商品流通业的发展，造成市场分割严重、区域之间存在壁垒。第三，从中部经济自身市场发育角度来看，中部经济发展围绕着生产转，生产居于核心地位，导致了生产决定流通。第四，从国家的产业政策看，资金投放和支持的重点也多是制造业，商品流通业从来没有被提到重点发展的位置上。
由于以上原因，导致了中部的流通能力水平滞后于制造业技术能力的发展水平。而流通业仍是一个技术含量不高、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流通力的落后不断累积出巨额库存，造成了最大的停顿，最大的资源闲置和浪费，占压了巨额的流动资金。在等产业水平曲线模型中，这种滞后表现为能力要素组合的现状点位于坐标体系右下方区域(如图2所示)。由于等产业水平曲线具有斜率递减的规律，因此，在坐标体系右下方区域，流通能力的边际替代率要高于技术能力的边际替代率。因此，右下方区域属于流通价值创造区域，即流通能力实现的产业转型升级要优于技术能力；同理，左上方区域属于技术价值创造区域。
图2中部经济转型的等产业水平线模型及路径选择
注：等产业线同时要满足以下三个前提条件，第一，较高位置上即离原点较远的等产业水平曲线总是代表较高的产业水平。也即要素能力越强，产业水平相对低的也就越高。第二，任意两条等产业水平曲线不能相交。因为，同一组合的能力要素不可能促成两个不同的产业水平。第三，等产业水平曲线凸向原点，向右下方倾斜，其斜率为负，也即能力要素的边际替代率递减。因为，要升级某种能力要素并保持产业水平不变，就必须相应地降低另种一种能力要素。
因此，基于以上分析，中部地区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应更偏向流通环节。同时，由于各个环节的价值创造不仅受本环节功能特性的影响，还受价值链上其他环节功能特性的影响（李平，狄辉，2006）[4]。流通业的网络外部性 使得流通环节的价值创造带来制造等技术环节的优化。因此，提高中部地区产业附加值从优化产业链上的流通环节入手是一条有效的路径。
四、中部经济转型的政策选择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得出在中部经济转型过程中，不能重复过去，原地踏步走，也不能按常规亦步亦趋在东部地区后面，同样更不能克隆东部，盲目嫁接，要转变原有的一些发展理念，摒弃传统的发展路径。在技术发展与流通发展的路径中，看到流通提升相对于技术提升在现阶段对中部经济的现实作用，当然这并不等于技术发展就不重要，关键是要理清二者的地位和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中部经济转型应发挥中部地区承东启西，联系四方的区位优势，打造流通服务业。具体发展的主体定位可以为流通带动，东引西联，双向开发非平衡式协调发展。为此，应从流通体制创新、流通产业结构优化、流通空间协作和流通人才培养等四个方面加大政策的扶持力度。
第一，以提高流通产业效益为重点，不断推进流通产业政策和体制创新。
樊纲（2006）认为中部地区在经过多年投资建设，特别是交通、能源、水利、开发区等基础设施建设之后，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相比，基础设施落后已不是制约中部经济崛起的一个主要“瓶颈”。中部的差距更多是在软件建设，即体制方面的差距，要打造一个有利于崛起的更好的平台[5]。
流通效益与效率的提高是中部经济流通业发展的最基本特征。首先，要以提高流通业效益为重点，解决流通体制中一些深层次问题。要彻底打破行业垄和地区封锁，改变区域之间的条块分割现象，树立中部大流通思想，为流通企业的公平竞争和快速发展提供制度保障。受区域政策发展和地方官员追求政绩最大化的影响，各地政府通过行政管制手段，限制外地商品进入本地市场或限制本地资源流向其他地区，形成独特的区域分割市场，导致有竞争力的商品难以进入其他地区，而无竞争力的商品却在市场中流通，使区域企业竞争力和产业竞争力下降。其次，要完善市场竞争规则，规范企业竞争行为，特别是对企业的无形资产给予充分保护，以促进知识型流通企业的发展。
总之，要不断提高流通业自律和规范意识，建立健全流通业信用体系，加大流通体制改革力度,，消除流通体制性和政策性障碍，以促进中部地区流通业的协调发展。
第二，以营造扩大内需的消费环境为中心，进一步优化流通产业结构。
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更多需要消费拉动，而消费拉动需要通过流通，在城市经济发展过程中可以采取促进流通业发展的方式以达到促进本地经济发展的目的（王春宇, 仲深，2009）[6]。为此，应以促进流通业发展为先导，以扩大内需为目的，优化流通产业结构。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
首先，优化流通市场结构。中部地区应该要进一步推动流通业的市场化改革，建立规范的市场运行秩序，通过加速市场化进程带动流通业内部结构的优化升级。中部六省的市场化要充分发挥相互之间的相似性优势，形成可以促进要素合理流动的市场群落。这种市场群落的布局可以从积极构建中部地区的城市群开始，如武汉城市圈、中原城市群、长株潭城市群、皖江城市带、环鄱阳湖城市群、太原城市群 ，充分发挥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使资源、要素合理配置，以点带面，促进中部地区整体发展。
其次，优化流通组织结构。中部地区的批发零售贸易业要改变传统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运用连锁经营、物流配送、电子商务等现代流通方式。依托郑州、武汉等全国性和其他区域性物流节点城市，进一步加快现代物流基础设施建设，构建物流信息平台和物流园区。鼓励大型专业批发市场和物流企业建立物流资源交易平台，引导生产企业和商贸企业推广供应链管理和智能化、自动化管理，积极发展电子商务和网上交易，统筹建设一批保税物流中心。
再次，优化流通所有制结构。进一步实行市场准入开放化，允许和鼓励个体、私营、外资等非国有经济进入流通业，形成与国有流通企业相互竞争的局面，增强市场机制的作用，提升整个产业的综合质量。
最后，优化流通城乡结构。发挥城市市场对农村市场的辐射和带动作用，实现城乡流通市场一体化。由于特殊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城市流通和农村流通曾一度隔离。随着城市化的推进，以及城市之间路网的延伸,，城乡之间的商品流通日益频繁。中部地区应顺应这种变化，率先突破这种城乡隔离，积极发挥城市经济对农村经济、城市市场对农村市场的良性互动，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建立和完善农村流通网络体系，在彻底改变农村消费不安全、不方便、不实惠的同时, 使更多农产品以更好的价格、更便利的渠道销售出去。
第三，以打造地区特色流通业为抓手，进一步加强流通空间协作。
与此同时，立足自身资源能力，在中部优先发展增长潜力较强的地区，发挥中心城市的作用，以点带面，加快中部地区流通业价值创造，促进地区经济合理布局和协调发展，逐步促进中部地区经济的转型。为此，中部地区各省市应根据自身实际情况，一方面积极打造具有地区特色的流通产业。山西属于资源大省, 可以充分利用内部资源优势，积极发展资源性流通企业。安徽、河南、湖南、江西三省可以利用紧靠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的优势，引进经济发达地区流通企业的先进管理经验和技术，构建本地区特色流通体系。湖北省则可利用九省通衢的地理优势，协调中部地区各省市之间的物资流动。另一方面加强区域间合作，推进具有空间经济联系的地市之间进行合作，对于所有市域的经济发展都会产生帮助，从而加快产业从集聚到扩散的转化，有利于缩小地区差异，促使区域经济协调稳定的发展（宋茗，2010）[7]。
第四，以加强人力资本投资为途径，不断提高流通产业从业人员的素质。
在中部经济转型过程中，重视人才是必要的，那么对人力资本的投资相对于向其他实体资本的投资是否具有优势，应该提升到一个什么高度呢？这也是我们在政策取向上应该考虑的问题。中部经济崛起中教育应该提升到战略的层面，中部地区的落后，表面上看是基础设施落后，但从根本上讲，则是中部地区人才的缺乏，人力资本投资不足（娄星，2005）[8]。.而根据Schults（1990）对1929至1957年间美国教育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定量研究表明，人力资本投资与其他方面的投资比较起来，是一种投资回报率很高的投资。具体结论为各级教育投资的平均收益率为17％；教育投资增长的收益占劳动收入增长的比重为70％；教育投资增长的收益占国民收入增长的比重为33％[9]。很明显与其他类型的投资相比，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率很高。所以，在中部经济转型过程中，加大对于人力资本的投资对于各个企业经济效益的提升会起到直接促进作用。当前，中部地区流通业面临着劳动力数量众多，但劳动力素质不高，特别是高级管理人才、中高级专业技术等人才更是不足。要实现中部经济的转型发展迫切要求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全面提高劳动者素质，变劳动力资源优势为人力资本优势，加快发展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在职教育。加强对高校、科研机构人才培养工作的指导，鼓励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行业协会等中介组织积极开设现代流通理论的教学、科研和实践活动，举办各种类型的培训班，培养符合现代流通业发展需要的专业人才。鼓励企业内部培训机构建立人才培养机制，做好从业人员资格认定和岗位培训，积极和高校合作，共同培养多层次、多领域的流通专业人才。
五、结语
中部经济的转型涉及多部门，多行业，多人员的协调配合，其中流通产业的发展、流通能力的提升、最终到流通产业的价值创造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对中部经济的顺利转型及下一阶段的发展至关重要。中部地区应该重视流通业滞后对经济发展带来的制约，不只是停留在战略起步阶段，要看到目前发展流通能力要优于技术能力的客观事实，优先发展流通业，促进和发挥市场调节机制的作用，提升产业结构的层次和高度，努力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总之，中部地区要防止对自身区位优势的盲目认识，认真对待流通产业对经济转型的重要作用，切切实实得从实际出发，脚踏实地为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和区域经济健康发展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1]王先庆, 王晓春. 论东南沿海地区商贸流通服务业向中西部地区的转移[J]. 湖南商学院学报, 2009(1): 16-22.
[2]Baldwin, C. Y. and K. B. Clark. Managing in an Age of Modularity. Harvard Businesses Review, 1997(9): 84-93.
[3]Gereffi, G. Beyond the producer-driven/Buyer-driver dichotomy——the evolution of global value chains in the internet Era [J]. IDS Bulletin, 2001, (3): 30-40.
[4]李平，狄辉. 产业价值链模块化重构的价值决定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06(9): 71-77.
[5]樊纲. 推进“中部崛起”的思路与对策——著名经济学家樊纲访谈录[J]. 经济师, 2006(5): 6-7.
[6]王春宇, 仲深. 流通业对城市经济发展促进作用的实证分析[J]. 财贸经济, 2009(l): 109-113.
[7]宋茗. 中部省份区域经济增长空间集聚分析[D]. 江西:南昌大学, 2010: 43.
[8]娄星. 中部崛起视角中的教育发展战略[J]. 教育发展研究. 2005.12: 27-30.
[9]西奥多•W• 舒尔茨, 吴殊华译. 论人力资本投资[M]. 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1990: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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